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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是中国第一部长篇小说，开创了历史演义小说的先河。对于小说的作者、姓名、成书年代，历来众说纷纭。嘉靖元年刊行的《三国志通俗演义》，题有“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贯中编次”的字样。后来，清末明初的毛纶、毛宗岗父子对这部作品进行了编辑整理，删改点评。我们今天看到的通行版本，一般就是指“毛评本”。应该说，毛评版《三国演义》大体上保持了罗贯中著作的原貌，只是在细枝末节上有所增删。

《三国演义》成书过程久远，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最早是史料的记载，晋初陈寿撰写《三国志》，南朝裴松之引用众多的野史别传为之作注，使三国故事初具形貌。然后是民间传承，最初的历史故事经过千百年来文字和口头的流传，尤其是在宋元时代民间艺人的“戏说”之中，变得越来越生动、细致，颇具传奇性和趣味性。最后是文人写定。生活于元末明初的罗贯中，经历了国家分裂统一、改朝换代的历史变革，将自己对政治、历史、军事、战争的思考，融入到对三国故事的创造性书写之中。应该说，《三国志通俗演义》作为历代积累型的作品，既包含了民间文化的集体无意识，又具有作者本人的思想倾向性。而两者在大体上又是一致的，明显的表现是“拥刘抑曹”的基调。

(资料图片)

在对三国历史的记载中，西晋陈寿的《三国志》和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以曹魏为正统，而东晋习凿齿的《汉晋春秋》和南宋朱熹的《通鉴纲目》以蜀汉为正统。由于史家们受个人所处的时代环境、政治需要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各异，所以对历史的评价和判定有所不同。地域的南北、朝代的承袭，成为他们评判的重要依据。“拥刘抑曹”的基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广大民众渴望统一稳定，反对分裂战乱；希求仁治，谴责暴政的美好愿望。据此，小说中描写的人物和事件，都带有鲜明的主题色彩。

从一开始，小说就揭示了“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原因。“桓帝禁锢善类、崇信宦官。及桓帝崩，灵帝即位，大将军窦武、太傅陈蕃共相辅佐。时有宦官曹节等弄权，窦武、陈蕃谋诛之，机事不密，反为所害，中涓自此愈横。”“帝尊信张让，呼为‘阿父’。朝政日非,以致天下人心思乱,盗贼蜂起。”作者很明确地将“三分”的根源视为“人事”，而不是“天命”。正是因为皇帝昏庸、大臣无能，宦官争权、朝政腐败，才导致百姓造反、黄巾起义。正是在镇压起义的过程中，各地豪强趁乱崛起，国家陷入四分五裂、战乱不止的状态。

这是一个乱世出英雄的时代，在作者眼中，真正能力挽狂澜，救民于危难的英雄，要有智、有仁、有勇。在三国的人物之中，诸葛亮的智、刘备的仁、关羽的勇，无疑是最突出的。因此，在全书的一百多个人物中，这三个人是重点描写的正面人物。而与之相对的人三个反面人物，也是作者着力刻画的。论智谋，诸葛亮可谓冠绝天下，就连在赤壁之战中大破曹操百万雄兵的东吴都督周瑜，也在嫉妒和愤恨中发出“既生瑜，何生亮”的感叹。可是在小说的中后期，却出现了一位与诸葛亮旗鼓相当的对手司马懿。与仁德的刘备相对立的，是奸诈的曹操。曹操曾对刘备说，乱世群豪并起，可是能称得上真英雄的，就只有你我两人而已。纵观三国历史，主要就是曹刘之争，当魏蜀分出胜负之后，吞并孙吴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而已。在三国的武将中，关羽可谓威震天下，但若单以武艺而论，却稍逊吕布。关羽之所以可以后来居上，成为三国第一名将，是因为他所具有忠勇精神，豪气干云。而吕布具有的不过是匹夫之勇罢了，难以望其项背。

整部小说采取的不是以“成败”，而是以“是非”论英雄。或许论智慧、功业、武勇，司马懿、曹操和吕布，比诸葛亮、刘备、关羽并不逊色，甚至犹有过之。可是他们在人格和品行上，却有天壤之别。我们可以在对比中，来发现他们之间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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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诸葛亮与司马懿。在小说中，两人几乎同时出场，不过诸葛亮一上来就大显身手，逐渐成为头戴光环的主角人物。而司马懿却韬光隐晦，一直蛰伏在曹操的身旁。而以曹操的老奸巨猾和疑心之重，居然到临死也没有看透这只潜伏在他身边，伺机而动的豺狼。最终让自己辛苦打下的基业落入他人之手。司马懿在曹操面前很少显山露水，可仍像诸葛亮一样，成为托孤重臣。不得不说，论阴险狡诈和伪装能力，他比曹操更胜一筹。刘备与曹操相继死后，蜀魏两国的斗争，基本上是诸葛亮和司马懿之间的较量。诸葛亮六出祁山，虽然每次在战术上都胜过司马懿，可是在战略大局上，却有所不及。诸葛亮在伐魏之前，曾用反间计使司马懿被革职。司马懿在家中听到诸葛亮收服姜维，大破羌兵，打得曹魏大军节节败退，毫无还手之力的消息，不禁仰天长叹。他的大儿子司马师以为他“莫非叹魏主不用乎？”司马懿却胸有成竹地说：“早晚必来宣召父亲也。”果然，在形势危急之下，明帝曹睿不得不重新启用他。

纵然赋闲在家，司马懿对当时的形势却了如指掌。复出之后，立即出手，火速平定孟达叛乱，让蜀军失去一大助力。又以重兵抢占街亭要地，逼得诸葛亮不得不全线撤军。唱了一出“空城计”才得以脱险，导致他官阶连降三级。在之后的多次交锋中，司马懿尽量避免与诸葛亮正面冲突，用拖延战术最后耗死对手。对待并不信任自己的曹氏君臣，他一再地伪装和示弱，如同一条豺狼一般，潜伏等待，一旦时机到来，就紧紧扑上去咬住对方要害。在高平陵事变中，他就是用这样的方式，轻易地麻痹了曹爽兄弟。夺得兵权之后，又将曹氏势力连根拔除，从此独揽大权。司马懿先后受曹操、曹丕、曹睿三代魏主托孤，最终却辜负他们的期望，夺去他们的江山。与诸葛亮受刘备托孤，鞠躬尽瘁，竭力辅佐幼主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毛宗岗在《读三国志（演义）法》中评论诸葛亮说：“历稽载籍，贤相林立，而名高千古者莫若孔明。”“比管、乐则过之，比伊、吕则兼之，是古今贤相中第一人。”应该说，这样的评价，更多的是基于小说《三国演义》中的文学形象，而不是历史人物。在小说中，诸葛亮无疑是书中的主角，全书一百二十回中，写了一百多年的故事。诸葛亮从第三十八回正式出场，到一百零四回五丈原归天，占去了小说的大半篇幅。作为一个战略家，他是当之无愧的。正是他的“隆中决策”，以及之后指挥的一系列战役，尤其是在赤壁之战前后促成孙刘联盟，大败曹军，巧夺荆州，攻取西川的策略成功实施，奠定了三分天下的格局。正如刘备所说：“吾得孔明，犹鱼之得水也。”

毫不夸张地说，正是在诸葛亮的相助之下，刘备才摆脱了依附豪强，寄人篱下的日子。在新野之战后逐渐扬眉吐气，最后取得川蜀之地，位登九五。他深知这一点，对诸葛亮充满尊敬和感激。“玄德得孔明如师，食则同桌，寝则同塌，终日共论天下之事。”而诸葛亮时刻感念刘备的知遇之恩，将自己的后半生，毫无保留地献给了复兴汉室的大业。刘备在白帝城托孤的时候对诸葛亮说：“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可辅，君可自为成都之主。”诸葛亮当即表明自己的心志：“臣安敢不竭股肱之力，尽忠贞之节，继之死乎？”他是这样说的，也是如此做的。刘备驾崩之后，诸葛亮实际上担负起了蜀国的一切军政事务，虽然位极人臣，但却从来没有欺君擅权的表现。在他四出祁山的时候，后主刘禅中了离间之计，诸葛亮不得不在北伐大好的形势下撤军。而对如此昏庸的幼主，他的忠心却没有丝毫的改变。

正是诸葛亮将心血精力全心投入到忘我的操劳之上，才过早地耗尽了生命。对于这一点不仅他自己，就连他的对手司马懿也清楚得很：“孔明食少事烦，其能久乎？”他这样鞠躬尽瘁、殚精竭虑，有着可不推却的理由：“吾非不知，但受先帝托孤之重，唯恐他人不似吾尽心也。”魏明帝曹睿非常希望司马懿也像诸葛亮一样尽心辅佐自己的儿子，可是却不能如愿，反而因此失去了祖宗基业。从事功上看，诸葛亮“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理想没有达成，无论是对他自己、对刘备，还是对众多期望延续汉室江山的人来说，这个结局都是沉痛的。尤其是他临终前的情景，尤其令人扼腕叹息。——孔明强支病体，令左右扶上小车，出寨遍观各营；自觉秋风吹面，彻骨生寒，乃长叹曰:“再不能临阵讨贼矣！悠悠苍天，曷此其极！”毛宗岗称诸葛亮为“智绝”，鲁迅评其“多智而近妖乎”。但论智谋、论功业，司马懿与之相比，犹有过之。可是在人格操守，理想追求上，两人却有天壤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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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在三国中可谓第一枭雄，他一生消灭了无数对手。用他自己在铜雀台前颇为自豪的话来说：“孤本愚陋，始举孝廉。后值天下大乱，筑精舍于谯东五十里，欲春夏读书，秋冬射猎，以待天下清平，方出仕耳。不意朝廷徵孤为典军校尉，遂更其意，专欲为国家讨贼立功，图死后得题墓道曰：‘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平生愿足矣。念自讨董卓，剿黄巾以来，除袁术、破吕布、灭袁绍、定刘表，遂平天下。身为宰相，人臣之贵已极，又复何望哉？如国家无孤一人，正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曹操的话，说的没有毛病。正是他从行刺和讨伐董卓开始，逐步消灭北方各大诸侯割据势力。为在后来的三分格局中，最终由北方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我们甚至可以设想，如果他在赤壁之战中打败了孙刘联盟，是否会推进全国统一进程？不过，如果真让小说中描写的曹操实现统一，他又会建立一个怎样的政权呢？

毛宗岗称曹操为“奸绝”。他也的确是在当时群豪并起的战乱年代中，具有雄才大略的一代枭雄。小说中善于知人的许劭，对他的评价非常具有概括性：“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而他自己的人生信条：“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让他自私自利，唯我独尊的心态暴露无遗。正是他抱着这样的态度为人，才做出了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宁可错杀，绝不放过的桩桩阴险、凶残之事。曹操经常以小人之心度人，因猜忌杀死世交好友吕伯奢的一家八口，在得知真相后，又将买酒回家的吕伯奢杀害。当陈宫指责他：“知而故杀，大不义也”的时候，他却理直气壮地说出了目中无人，极端自我的人生信条。难怪陈宫宁可追随有勇无谋的吕布，也不愿意与他为伍。至死也不愿意接受他的招降。

曹操身边的近侍出于关心为他盖被，他竟然一剑将其刺杀，并谎称喜欢梦中杀人。同样，他以醉中杀人为借口，在铜雀台将扫他诗兴的扬州刺史刘馥当众刺死。明显是在杀一儆百。如果佯装醉梦之中杀人，说明他对自己的凶残还有所掩饰。那么，在攻打徐州时。“但得城池，将城中百姓，尽行屠戮”、“所到之地，杀戮人民，挖掘坟墓”则赤裸裸地表现了其凶残本性。他用“借刀杀人”和“借事杀人”的方法，先后除去了才华横溢的祢衡、杨修。营中缺粮，又演出了向仓管王垕借头的把戏，来稳定军心。曹操对稍微得罪自己的人，睚眦必报，对于反对自己的人，更是斩尽杀绝，毫不留情。荀彧和荀攸两叔侄，曾为他出谋献策，立下大功。可一旦反对他称公、称王，他便立刻翻脸，下毒恐吓，致其死地。他身为臣子，杖杀皇后、勒死贵妃，鸩杀皇子，并将后、妃的亲族家眷株连处死近千人。害死好心为他治病的神医华佗。试想，如果让这样一个自私自利、不仁不义、奸诈虚伪、凶残狠毒的人坐了天下，将会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

与残暴的曹操相对的，则以是仁德著称的刘备。可以说，他们在行事为人上，完全不同。刘备曾坦然道：“今与吾水火相敌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相反，事乃可成。”两个人在行事为人上的差别对立，在同一件事上表现最为明显。在刘备的早期军事生涯中，一向败多胜少。原因在于他虽然麾下有关羽、张飞这样的猛将，却没有真正的谋士。而徐庶的到来，让他得以突破困境，同时也为对手曹操带去威胁。为了不使自己的对手做大，曹操采用谋士程昱的计策，先骗徐庶之母到许都，并命人仿照其手迹骗徐庶与母亲相见。孙乾从刘备事业发展的大局考虑，提出建议不让徐庶见母。如果曹操杀死徐母，徐庶便会与曹操结下深仇大恨，死心塌地辅助刘备。可是刘备听后却说：“使人杀其母，而吾用其子，不仁也；留之不使去，以绝其子母之道，不义也。吾宁死，不为不仁不义之事。”曹操虽然赚得徐庶的人，但却没有得到他的心，遂成“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典故。

刘备以仁义行天下，就连徐母都有所闻：“吾久闻玄德乃中山靖王之后，孝景皇帝阁下玄孙，屈身下士，恭己待人，仁声素著，世之黄童、白叟、牧子、樵夫皆知其名：真当世之英雄也。”刘备之所以在黄童、白叟、牧子、樵夫等黎民百姓中有口皆碑，在于他行事以仁德为准则。也就是他说的“吾宁死，不忍做负义之事。”早在刘备做安喜县尉的时候，就表现出仁民爱物的作风。“署县事一月，与民秋毫无犯，民皆感化。”他投奔刘表，驻扎新野后，由于治民有德，受到百姓的称赞：“新野牧，刘皇叔；自到此，民丰足。”在曹操南下，刘备无力抗衡的时候，新野百姓出于对他的信任和爱戴，要和他一起撤离。“我等虽死亦愿随使君！”而刘备也不愿意舍弃百姓。“奈百姓相随许久，安忍弃之？”在遭遇追兵时，看到百姓惨况，不禁放声大哭。“为吾一人而使百姓遭此大难，吾何生哉！”甚至想投河自尽。撤退之时途径襄阳，本来有魏延相助可以入城，他却以：“本欲保民，反害民也！”为由而不入。

刘备将“以民为本”作为他成事的原则。因此所到之处，深受百姓的欢迎。大事上如此，小事亦如是。他的坐骑“的卢”虽是宝马，却有妨主之说。徐庶为试探他的人品，建议他将马送给有仇之人，等马害过仇人，再骑就没事了。刘备听后，勃然变色，严词拒绝。在群雄相争，刘备如同丧家之犬，没有立锥之地的情况下，徐州太守陶谦、荆州之主刘表，都有意将领地相赠，刘备却不愿乘人之危，失去许多良机。充分显示出面对利和义的抉择时，他宁愿放弃利益，而要践行仁义的态度。因此才成为被百姓爱戴的明主仁君形象。除此之外，刘备还是一个重情重义之人。自从他与关羽、张飞“桃园结义”之后，就一直没有忘记“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的誓言。荆州被东吴攻取，关羽兵败身死。刘备大为悲痛，誓要为其报仇。从当时的形势看，这却不是明智之举。赵云曾劝道：“汉贼之仇，公也；兄弟之仇，私也。愿以天下为重。”他却全然不听。就是诸葛亮也无法劝其放弃复仇之念。

在刘备的心中，结义之情已经超过了江山社稷。甚至当众表态：“朕不为弟报仇，虽有万里江山，何足为贵？”出兵伐吴，是刘备一生中做出的最错误决定，夷陵之战的大败，使蜀国元气大伤，从此一蹶不振。难怪诸葛亮感叹道：“汉朝气数休矣！”刘备一生，为行仁义，确实失去了很多争雄占地的机会。而他最后的错误行动，最终让他半生打下的江山根基动摇，他自己也含恨而终。但从个人来说，关羽对他的忠心和付出，也值得他为关羽报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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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羽在刘备打江山的过程中，曾立下汗马功劳，最后又是为他守护疆土而死。关羽的一生，同样践行了“桃园结义”的誓言，毛宗岗称其为“义绝”。并概括为：“独行千里，报主之志坚；义释华容，酬恩之谊重。”在“千里走单骑”和“义释华容道”两件事上，最能体现关羽的义。关羽在曹操南下攻打徐州时与刘备、张飞失散，被围困于下邳。曹操爱惜关羽的将才，让张辽当说客，在“降汉不降曹”的前提下，答应在朝廷任职。曹操为了笼络其心，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赠与高爵厚俸，美女宝马、绫锦战袍，但是却丝毫不能打动关羽的心。他一旦探听到刘备的消息，即刻封金挂印，过关斩将，重新回到旧主身边。即使在接受曹操赠与的锦袍、宝马的时候，他想到的还是“新恩虽厚，旧义难忘”、“吾知此马日行千里，今幸得之，若知兄长下落，可一日见面矣。”关羽对刘备忠心不二，生死不渝。面对孙权招降，慷慨陈词：“吾与刘皇叔桃园结义。誓扶汉室，岂与汝叛汉之贼为伍耳！我今误中奸计，有死而已，何必多言？”

在关羽和曹操的关系上，他虽然以斩杀颜良和文丑作为回报。但在华容道上，还是想起往日恩谊，冒着违反军令状的死罪，将其放走。小说写到：“操见云长回马，便和众将一齐冲将过去。云长回身时，曹操已与众将过去了。云长大喝一声，众军皆下马，哭拜于地。云长愈加不忍。正犹豫间，张辽纵马而至。云长见了，又动故旧之情，长叹一声，并皆放去。”毛宗岗赞道：“拼将一死酬知己，致令千秋仰义名。”

关羽在三国武将中，单论武艺虽非第一。但其忠义、谋略，单刀赴会的气概、割骨疗毒的风采，确非他人可比。而在三国武将中，打遍天下无敌手的吕布，却因为背信弃义、反复无常而为人所不耻。张飞骂吕布是“三姓家奴”。既为丁原义子，被董卓以宝马收买，将其杀掉，认贼作父。后来又因为貂蝉挑拨，杀掉董卓。他叛主弑父的原因，都与财宝美色有关。在与曹操、刘备、袁绍、袁术的关系上，完全以利益为导向。在与袁术结亲的事情上，尤其暴露了他毫无信用，反复无常的为人。最后，他在曹操和刘备两军的夹击之下被围困在下邳，众叛亲离。在被围城之时，他还气焰嚣张地说：“吾有画戟、赤兔马，谁敢近我？”可是被俘之后，却毫无气节地向曹操乞降：“明公所虑，不过于布；布今已服矣。公为大将，布副之，天下不难定也”曹操对其心存顾虑，于是向刘备征求意见。刘备一句话道出吕布的人品不堪信任：“公不见丁建阳、董卓之事乎？”曹操这时才下决心将其缢死。与其说是刘备落井下石，不如说是吕布自己搬起石头砸死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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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诸葛亮、刘备、关羽的身上，我们看到小说作者对信义、仁义、忠义的肯定和赞赏。而情和义是分不开的。我们从小说中的一些细节可以看到，他们十分在乎君臣之情、手足之情、朋友之情。而正是因为司马懿、曹操、吕布无情，他们也同时没有对国家的忠义、对百姓的仁义、对他人的信义。在小说开头“桃园结义”的誓词之中，作者已将“义”的时代内涵阐明：“虽然异性，既结为兄弟。则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而结义的精神，由刘备、关羽、张飞开始，后来逐渐扩大，在赵云、诸葛亮、姜维等先后加入到“拥刘抑曹，复兴汉室”阵营之人中越发壮大。汇聚成一条横贯三国百年风云变幻的浩然长虹，散发出撼人心魄的瑰丽光辉。

在史学家的笔下，更多体现出官方以成败论英雄的态度。而在小说家的笔下，体现出的更多是民心的向背。其实《三国演义》小说作者以及更早的说话、戏剧艺术对蜀汉正统的推崇，并非仅仅因为刘备是汉室宗亲、帝室之胄。更重要的是诸葛亮、刘备、关羽代表了贤相、明君、名将所具有的智、仁、勇，以及贯穿三者的义。诸葛亮在小说中一语道出民本天下的思想：“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周仓也说：“天下土地，惟有德者居之”。显然，来自社会下层的诸葛亮、刘备等人，被曹操、袁绍等公卿贵族讥嘲为“村夫”、“织席小儿”。他们更能体会民间疾苦，治国理念、政治追求，反映的是广大民众的迫切愿望，因此自然深受他们的爱戴。如苏轼在《东坡志林》里所载：“王彭常云：深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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