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中国的男人们或多或少的都受到侠客的影响，继而也向往侠客生活的江湖。这都得益于金庸等一批港台作家生动如许的描绘，拉近了那些人、那片江湖和现实世界的关系，仿佛他们就在身边，让懵懂的少年憧憬着和他们不期而遇。

(资料图片)

而我认为，更应该感谢的是司马迁，是他让侠客这个隐秘的存在，能够以群体的方式在正史上留名。司马迁把这些人称之为刺客，并为之作列传，存于《史记》之中。从他的字里行间我们知道，侠客并不完全是金庸老先生虚构出来的，他们曾经真实存在过。那时的他们没有传说中的降龙十八掌，也不会九阳神功，更不用提凌波微步，甚至他们连为别人出头所仰仗的武艺都并不十分出众，很多时候，他们往往因为自己的学艺不精丧命于所执行任务中。但这些人恰恰就是侠客，真实存在过的侠客。

少年时，第一次读到《刺客列传》的时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这帮人太弱。空背着一个挺大的刺客名头，要说武，剑术不行，要说文，甚至连起码的自我认知都不完善，文武都无过人之处。因此，围绕他们总是悲剧色彩，千里送人头的戏码总一幕幕的上演，而找他们的买主却乐此不疲，一上来就摆出一副非他不可的架势，不管多少年都要等他出山。这到底是买主疯了，还是卖主疯了？

时过境迁，我才发现司马迁想在他的巨著中留下的是一种精神。那是一种自由的精神、一种道义的精神、一种生存的精神。他心目中的侠客，不是街头的混混，每天靠着好勇斗狠为自己挣得一份口粮，他们不会因为自己会点三脚猫的功夫就欺压弱小。他们可能一辈子都在种地、打铁，但是平生唯一一次出手就足以震铄寰宇。他们有自己人生信仰，一定要在自己认为合适的时间做自己认为对的事。其中的时间和事又都不重要，最核心的就是要“自己认为”。这是一份难能可贵的自由，不论是古人还是今人，多少人都梦想追逐而不可得的自由。

没有天上掉下的馅饼，没有凭空结出的西瓜，当然，这份自由也需要培育它们的土壤。

02

这个行业最辉煌的时代就是在春秋战国，那时所涌现出来的众多的行业翘楚也一直为后人称道。

那么，为什么侠客是在这个时代产生呢？那是最好的时代，那是最坏的时代，别以为他们只为了在门口耍帅。

迄今为止，中国历史仅有的两次巨大转变，春秋战国时代就是最早的一次，他代表了从共治（圣治）到人治的转变。而在这么巨大的社会转变面前，作为社会的管理阶层的准备是明显不足的。我们并不能因此而轻视他们，谁不是初而为人，祖先总是有着天然的豁免权。

治理一个广大的地理疆界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显然是一个巨大的难题。周朝的建立者们创造性地提出了分封制的管理方式，但这样的方式有一个与生俱来的bug，就是天子无法直接插手于封国人民的管理。也就是说，诸侯的大夫、家臣直接的效忠对象是自己领主诸侯，而天子只是他们心中的吉祥物。那些建立者们不知道有这样的问题存在吗？我相信应该是清楚的。那他们为什么还要让这样一个有bug的程序上线呢？这里面能从不同的角度归结出的原因有很多，但其中有一点是，之所以选择这样的方式是限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就像巴顿曾经说的：“我们还没准备好为整个欧洲提供面包。”天子也想一杆子支到底，但是那时的他们手没有那么长，鞭长莫及。

既然选择了这样的管理方式，就要承担他带来的弊端。因此上那时的王权统治显得极其简单粗暴，在官府的组织形式上，也是只是开始逐渐脱胎于自己的家臣设置，国家政府组织十分松散，从王至诸侯无不如此。天子的控制延伸不到大夫阶层，诸侯的控制延伸不到士以下的阶层。这样的管理方式相对于广大的地域来说就显得空旷许多，久而久之，势必会在国家的底层、远离权力中心的地方出现权力真空。

在这些官方权力触角延伸不到的地方，空气中弥漫着自由的气息。自由的环境最为珍贵的一点是，它能让一个普通人通过自力更生就可以生活下去。他只需要去山里找块荒地，努力耕地、播种、灌溉，就能有维持生存的口粮，而不用将自己必须依附于一个什么组织或者什么机构才能维持生计。一旦他们不再为最低的生活保障忧虑的时候，他们也就不必仰人鼻息，他们才能开始真正具有侠义精神。

侠客们有什么样的生活，完全取决于他们自己的选择，而不为任何身外之物所胁迫。这就是自由，自由很重要，因为身体受制于人后，往往会传导到精神，个人主义的精神就会萎缩，那怎么还能够有蔑视一切的勇气呢？自由的环境，造就了自由的身体，自由的身体，产生了自由的意志。在每个时代里，总有些人对物质的渴望总是最低的，而对精神的追求却到达了极致。在那个时代里，侠客的腰杆子是最硬的，他们可以不必为生计奔波，在列国间自由游走，只做自己认为对的事。

03

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都是作为刺客的代表流传后世的。这其中，最让我喜欢的还是豫让，原因很简单，就是他的一生看起来最不像是一笔交易。

当年，晋国的智伯水灌晋阳之后，没来得及高兴多久，就被自己原本的盟友韩、魏出卖。这两家联合敌人赵氏一举灭掉智伯。智氏的土地被三家分尽，从此晋国实际控制就落入了韩、赵、魏三家手中。

这时，还在为智伯服务的豫让面对主子的灭亡，并没有如其他人一样作鸟兽散，而是大义凛然地说出了那句名言：“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因为智伯尊重他，理解他，如今他决定弄死仇人赵襄子，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让自己“魂魄不愧”，死了也有脸面去见朋友知己。

他混入宫中，拿了把刀蹲在厕所里等着仇人。要说这个主意并不坏，这种时候往往是人们防备最薄弱的时候。可是，谁知道，这赵襄子在踏进厕所的那一刻，冥冥中就觉察到了这里浓重的臭气里还裹挟了一丝丝杀气。豫让当场就被拿下了，他很坦诚地说：“我就是为智伯报仇来的。”赵襄子手下人建议赶紧杀了他了事，而赵襄子并没有，他说：“智伯已经死了，何况智氏也没什么后人了，就这样这个人还能来为他报仇，此天下之贤人。”

赵襄子认为豫让是个贤人，不是说他敢在茅房里刺杀，而是说在明知智氏没有后继之人、智氏已经消亡的情况下，他还来报仇，这是图什么呢？分明就是一种毫不利己专门杀人的精神。豫让仅仅就是为了杀人报仇，而不是将杀死仇人作为自己的进身之阶。这在赵襄子眼里才是一个真正的贤人。

赵襄子将他放生了，豫让也就此消停了一段时间。很快他又开始策划下一次的刺杀了。上一次被赵襄子认出了真面目，这次豫让决定先得化化妆，他先拿漆把自己浑身上下画的跟个鬼一样，再吞碳把自己烧哑。要说这化妆的手段也是对自己够狠的。豫让决定先出去检验一下成果，就这幅尊荣出现在他妻子面前时，他妻子并没有认出他来。他心里还是满意的，男人还是要对自己狠一点。带着心中的一丝喜悦，扭脸刚走出门，迎面就碰上了自己的一个朋友，这朋友乍一看，先是一惊，很快就镇定下来问好：“豫让，出门啊。”

豫让很是沮丧，这罪算是白受了。俩人交谈起来，朋友得知了豫让又要去刺杀的计划后，很是不解地给他出主意：“我看你也算是个狠人，就凭着这股狠劲，你为什么不先去赵襄子那混个差事，日后你必定能接近他，等到你天天在他近前，还怕没有杀他的机会吗？”

豫让反驳道：“我要是去伺候他，他就是我的主子了，之后我要是再杀了他，那我不就是“怀二心以事其君”吗？真要如此，我杀他这事还有什么意义呢？”

朋友接着问：“那你说说，你非要杀他，你所谓的意义究竟在哪呢？”

豫让慢慢地回答：“ 然所以为此者，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怀二心以事其君者也。”这是一个长句，这样的长句整个《史记》中也算是难见的。豫让说的时候一气呵成，连气都没喘，不然不足以表达心中的坚定信念。他似乎从一开始就不看好自己能够成功，但他还是要一次次地这么做，只要自己不死，就会一直做下去，他分明就是要把自己做成了一个教材，一个标本，用来让天下那些不忠不义之人感到羞愧。

常常我们凭吊好人的情绪中总是或多或少的掺杂进一些苛责的味道。是啊，好人之所以是好人，就是因为他们从生存逻辑的根本出发点上就有别于坏人。这两种人压根就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你觉得他到站没停车，他还觉得你超速了呢。豫让总想着让一些人自觉羞愧，可是豫让忘了，这些人要是真能就此感到羞愧，那他们还是不忠不义的人吗？

豫让还是去了。这次他藏在桥下等着赵襄子。要么说胸中有抱负的人就连气场都比普通人强烈呢，豫让就是典型的杀气大过于杀技的人。赵襄子的马刚上桥就惊了，跟着豫让就被搜了出来。这回赵襄子有点生气了，就开始数落豫让：“你天天嚷嚷着找我报仇，那我问你，你跟着智伯之前，你是伺候范氏、中行氏的，智伯剿杀了他们之后，你不但去向智伯寻仇，反而投靠了他。相同的事情如今到了我这，为什么你就天天想着杀我呢？”

豫让给出了自己直抒胸怀的解释：“人以众人遇我，我以众人报之；人以国士遇我，我以国士报之。”这句话代表了那个时代侠客的精神，也是为什么他们会认定一件事后即便豁出性命也要去做的原因。双方报的是知己，换的是赏识，当初你没缘由的执意认定我，给了我超过身份的尊重，没想着换回点什么。到如今杀掉仇人便是我对你唯一的报答。你没要求报答，正如我当初没要求你高看我一看。既然彼此确认过眼神，那么你就是对的那个人。你不要求，那是你的事，我要报答，那也是我认定的。他们谁都没疯，谁也没有事前谈好价钱，这超越了一场交易、一场买卖，更值得人们敬佩。

豫让第三次被擒之后，对赵襄子说：“明主不掩人之美，忠臣有死名之义。你放了我两次，成就你的美名，这次也请你成就我的名节，杀了我。但是在死之前，请你脱下衣服，让我刺击，就当已经为智伯报仇。”豫让向赵襄子的衣服连刺三剑后横剑自刎。

我们现在看豫让着实有点傻了，但到底是他傻还是我们变得更势利了呢？也许，豫让想用死而使之羞愧的人，又何尝不是我们呢？江湖侠士重道义，一念至死不回头。这时我突然醒悟，刺客的武艺是否高强有什么要紧的，人们要找的哪里又是什么无敌的刺客，大家希望得到的只是无敌的信念罢了。豫让是自由的，他秉承了自己的信念，做了自己认为对的事，即便早知道要搭上性命。

04

伟大的时代产生伟大的人，伟大的人让他生活的时代熠熠生辉。

侠客让春秋战国时代有了更多自由的气质，但这也只是时代的红利而已。站在风口上的他们飞了起来。他们在官府的触角达不到的地方，尽情地挥洒豪情。都有天子，城有诸侯，邑有侠客，在统治不发达时期，他们共同组成朝与野的权力结构，而这些都是历史进程中的产物。

风口终究会过去，潮水也会褪去。最高统治者天性使然的会将权力的触角无限的向下延伸，收回那些属于自己的东西。而那些自由的意志，舒展的灵魂终究会被历史碾碎。

公元前221年，一个狠人统一了中国，战国时代结束了，侠客也就该退场了。

怎么去治理如此庞大的国家，这个问题困扰了春秋战国乃至以前的所有的王侯，此时被秦解决了。秦国的统一之路是从商鞅变法成功后就开始了，秦国之所以能战胜六国，也完全是体制优势的碾压。商鞅为秦国构建了严密的法律体系，复杂的管理组织，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这种体制的优势在于可以更有效率地垄断资源，管理人民，任何人仿佛都被装进一个格子里面，四周都是强大的社会壁垒，难以突破，只能在自己的格子里生活。

国家垄断了所有资源，这就让游散在民间的侠客们失去了生活的保障。他们开始要为自己生活去低头思考了，因为他们再也无法像以前一样，在行动失败后跑进深山里，靠耕种生活了。此时的山林是国家的了，不是无主之地了。所以你会发现，整个春秋战国时代，诸如鲁、吴、晋、韩、燕都有侠客，唯独秦国没有，在秦国只有王。当时的秦国，别说侠客了，你敢带把刀站在街头，还没等你拔出来，就被官兵拿下了。那些忠义死节、爱憎分明的传奇故事，基本都发生在关东六国，唯独秦国没有。这也绝非偶然。

侠客就此失去了自由，他们只能低着头走进了体制，去实现自己的价值。

为了不使人民憋死，四边走不出去了，就给你一条向上的路。秦国给了人民出路就是砍脑袋。你们不是狠吗，不是精力充沛吗，大事小事总想着私斗解决，现在好了，私斗犯法，你赶紧揣着你那无处释放的精力上战场去吧。想往上层爬，想提升家庭的生活水平和政治地位，就拿脑袋来说话，你给我脑袋，我给你爵位。这对百姓和贵族是一视同仁的，即便是王室贵族，如果你没有战功，当然你还是贵族身份，但是你永远不会有爵位。而且，战功得来的爵位是不能世袭的，意味着老子去砍完脑袋，儿子还得去。这里面就有个问题了，一个不能继承的爵位很难释放出持续的刺激性的，一定会有人懂得知足，干了一票就歇了，够吃够喝一辈子。这时候还得说是商鞅，他做了一个小改动就弥补了这个漏洞。他说爵位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可以由儿子继承，那就是老子必须得死在战场上，死在敌人的刀下，老子的爵位就可以由儿子继承。够狠不？这就是榨干了最后一滴血啊。由此整个秦国被绑在了已将高速运行的战争机车上，他会碾碎沿路的一切，当然除了自毁，他也停不下来了。

国家机器已经铸成，每个人都成了机器上的螺丝钉。所有人都不得不向现实低头，哪怕是曾经的高贵自由的傲骨，也不得不向体制讨饭吃。他们终于发现，侠客是没有战斗力的，体制才有。

至此，侠客死了。之后的共识只是“学好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有识之士均已进入体制为荣。当风骨变成了买卖，信念也能交易，一切就开始有了属于自己的那个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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